陶克陶胡-乌云达来前郭尔罗斯民歌
清光绪十七年（）年冬十月（公历11月），发生于内蒙古东南部并波及辽宁、吉林、河北三省的金丹教武装暴乱（因起事暴徒头裹红巾为记，故而蒙古族称“红帽子事件”，当地受害汉民则骂之为“红头蛆”）事件，其性质在在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热河蒙古土地问题》文件中已做出了客观总结。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突然有人撰文称其为农民起义并流传至今，这完全是错误的。
随着80年代以来由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全市12旗县区政协联合展开的有关该事件的调查的深入，相关史料得以被不断被挖掘出来，主导者金丹教及其他参与其事的会道门的邪教本质再度浮出了水面，于是该事件的性质和真相也因此得以判定为邪教组织的一场针对内蒙古地区蒙汉平民的残酷屠杀。
这是一场结合了邪教惨无人道的本性，被邪教所利用的蒙汉民间风俗和土地矛盾、清朝地方政府在调解矛盾上的无力、蒙古上层王公擅做威福所招致的怨恨以及人类狭隘自私等诸般负面心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虽然在短短四十八天内，邪教武装势力即为荡平，但为乱事波及的十几万平方公里上各种善后工作却绵延半年之久，而因此造成的蒙汉裂痕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依然未曾弥合……
一、金丹邪教之由来
根据当时平乱后对俘虏的审讯笔录来看，金丹邪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总之，杨氏家有余财的结果就如同所有邪教头子一样，发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并可通往权势宝座的捷径，野心的种子便迎风而生，接下来建立邪教组织的行为也就水到渠成了。和历史上的许多邪教组织一样，他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
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邪教。于是，杨悦春就毫不客气的使用“拿来主义”，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枪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
但那两个邪教经营多年，早已自成“经典”，而杨悦春不过一招摇撞骗的粗鄙之徒，哪可能自创经书，于是只能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则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全然是邪教所惯用的假借正统宗教以达蛊惑人心之特点。事实证明，平乱后在大黑山总坛内并未找到这些所谓的“经典”，足见其杜撰蒙骗人心之实。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号称“劝人学好”的邪教组织就这样在拼凑中出笼了，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
二、事件起因总结起来无非几项，简短说：
1、土地问题，蒙地放垦，汉人开始是寄人篱下，后来反客为主，蒙古族生存空间日益狭小。
2、风俗问题，比如蒙古人环保意识强，禁止随意砍伐，但汉人没有那样的意识，经常到山里偷伐柴草；蒙古人不拘小节，汉人认为粗鲁；汉人心思细密，蒙古人认为小气。
3、不同的经济头脑使得在各种利益交往中，蒙古人往往吃亏。以致后来有些汉人就发展到欺骗，即使官司打到官府，汉人也能说会道，蒙古人有理也说不过。
4、蒙古上层王公和汉民结仇，蒙古族社会当时还残留一些奴隶制残余，很多主仆关系、主仆相称。蒙古贵族们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还用以前对待奴仆的方式对内地迁来的汉人，汉人极为不满。
最根本的还是土地问题，几项叠加，天长日久，双方积怨加深。
三、金丹道密谋暴乱
根据当时亲历其事的喀剌沁右旗人士汪国钧（蒙古名卜彦毕勒格图，－）的记述，金丹道从光绪十七年的夏末秋初就开始准备发动暴乱。但根据后来审讯杨悦春等人的笔录来看，这个时间应前推到这一年的春天。
为了制造出更大的风潮，自称总大教师的杨悦春向朝阳、建昌、平泉、赤峰、锦州、义州、宽城子等地派出了大批骨干分子进行游说煽动活动，甚至吉林和黑龙江的某些地方也发现了金丹道分子散布的传单。
煽动的内容无非是故意夸大蒙汉矛盾，捏造了许多针对全体蒙古族的谣言，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杀人腾地”，其意思是说蒙古人如何仇视汉族，准备在不久后杀光所有汉族，夺取所有耕地。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仅承德一带的汉人就有百万之众，数量比当地蒙古族多10倍不止。
再说当时蒙古族内既无具备聚合全体威望的人，就算有，这样的人也断不会愚蠢到不计后果的去行此冒天下不不韪之事。何况当时蒙古承平日久，各盟各旗的军队尚且武备废弛，突然动员起平民来拿刀枪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这种积怨日深的时期里，这种漏洞百出的煽动居然真的让一些汉族信以为真并狂热起来。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会有人支持煽动者的！
五、金丹道起事，荼毒科尔沁
杨悦春在口供上交待说，金丹道是在十月初九（公历11月10日）半夜以攻打贝子府为标志发动的暴乱，但根据徐润的实地调查，实际上是初十（公历11月11日）。其实二者没矛盾，因为当时已过了午夜零点，只是杨本人没有这种概念而已。
暴徒首先攻下贝子府，屠杀之后，杨悦春当晚即在贝子府内登极称帝，改贝子府为“开国府”，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龙袍穿在身上，头戴一顶被他称为五色巾的奇怪帽子，然后对在场和不在场的主要教徒大封一番，诸如“平北王”、“巡山侯”之类的头衔不一而足。然后，他下达命令说，“每到一处，应选拔丁状，编入队伍”；“凡我军民，有私自纵放蒙人或因亲朋庇护者，斩首！循情卖放或挖洞隐藏而被人出首者，立斩！其房屋家产赏予出首人”等云云。
宣布完毕，他亲自指挥教徒们对贝子府及周围住户进行了彻底地劫掠，劫掠完毕即纵火焚烧，大队教徒撤退，进行对下一个目标的攻击。几天以后，其他旗的蒙兵方才赶到，但见昔日雄壮府邸已化作废墟，内中尸体已被烧成了焦碳，面目难辨，其情状惨不忍睹。查点之下，不仅达克沁一家32口俱死，连贝子府周边蒙古平民住户多口也被杀戮殆尽，只有十几个人或因当时不在家，或手脚麻利，得以逃生。达克沁故有取死之道，然则连平民妇女老人婴儿俱不放过，则可见邪教荼毒生灵，滥杀无辜之本色。
根据杨悦春的安排，如建昌、平泉一带金丹道最盛之处，直接由教徒出面组成部队，一路烧杀攻击各地；其他势力薄弱处，由事先派去的骨干分子煽动裹胁当地汉族百姓攻杀蒙古人。不肯附从的汉族也要杀掉。但无论哪一路，得到的命令都是抄掠杀戮。由此可见，杨悦春其人虽有做皇帝的野心，但并无才能见识，所作所为俱是盗贼行径。金丹道的其言其行全无半分农民起义的表现。
此时，从各地逃难过来蒙汉百姓口中得知，各处尚有多股金丹道徒大肆杀掠。他们所过之处，逢人便杀，遇人即屠，无论村镇庙宇一律惨遭劫掠焚烧，还扬言自称刀枪不入，能口吐烈火，敢当者不燃自焚。一时人心震怖，未见其影，先自逃避。
除此之外，另有多人组成所谓“巡山会”，对朝阳、建平之间的山林进行扫荡，搜杀逃入其中避难的蒙民，大有斩尽杀绝之势。据汪国钧记载，“适有蒙古未及逃出者，三十、五十成群，以为潜逃之计，路遇三五贼党，皆不敢还手，匍匐哀告，终不见恕，一一引颈受刃，不敢少移也”。
六、邪教末路
经过清军大部队的不断进剿，约在十月（公历12月初）底，叶志超等部已完成了对金丹道匪徒的合围。到了十一月中旬（公历12月中旬），杨悦春和他的残部约人被包围在东翁牛特旗境内的乌丹城内。杨派王增、王福在外担任守卫，自己一头扎进城里的一所关帝庙，再也不曾露面。首脑如此，其教众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然则这些人中大多双手早已沾满了无数的鲜血，自知既便投降也难免死，故而困兽犹斗，抵抗了将近半个月，才被攻破，王氏兄弟也被打死。
当率先攻入城内的聂士诚部包围关帝庙后，有人对里面喊话，命邪教徒快快出降。起初，里面毫无动静，于是清军放了一排枪，打得庙墙砖瓦乱飞。这下，里面有了回音，颤抖着说，先把女眷放出来。聂士诚表示可以。不久，庙门打开，走出一群妇女，约20几个，各个低头不语。后面跟着一个中年人，自称是守庙人。经聂派人招来当地人辨认无误后，方命其近前讲话。那人说，匪首杨悦春已经服毒自杀，这些妇女是被抢来的，希望官军能放过她们。
聂士诚并未轻信，命士兵将这些妇女暂时带回军营看管，日后经甄别后再做处置。及至妇女们被排成一列行动，聂突然发现其中一名举止怪异，不似女性，遂命人将其拉出，仔细观察，发觉其面目若男子，伸手一掀，其发髻自落，果然是假发。这时有眼尖的人立刻辨识出来，这男扮女装者正是邪教头子杨悦春！
至此，这名为实现个人帝王野心而不惜造成大量蒙汉平民丧生的元凶终未能逃脱，以可耻的形式落网！时间为年12月29日！
七、余波难止
首先，是大量的蒙汉平民之惨死。根据叶志超在战后上报清廷的战果统计，共杀死金丹道徒2万人。这里面的大多数人虽因身负血债而属罪有应得，但若非受到邪教蛊惑，又怎会从良善民众变成杀人魔王？
至于当地蒙汉平民死伤，则根本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仅有《朝阳县志》上提及，建昌、朝阳两县死者已超过10万。李玉廷《教匪亲历记》上说，赤峰县死者约4万，那么假设平泉州死者与赤峰县相当，再加上金丹道徒死亡数量，则此次暴乱造成的死亡数字当在20万左右！可谓触目惊心的数字！
另外，因此暴乱而流亡他乡者亦不在少数。
暴乱部队进入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左旗，仅十多天就杀死一万多蒙古人，近一千个村庄被袭击、破坏，十余万蒙古人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迁往他乡。当时蒙古人口最多的敖汉旗现在仅有两万多蒙古人，也是因为当时遭到金丹道教虐杀和逃往他乡的缘故。
较之死者数量众多一事更加严重的是，原本早已紧张的蒙汉民族关系更加趋于恶化。原来，蒙古各旗部队之中有很多士兵是从逃难者之中募集的，他们不是亲人被害，就是家园遭焚，早已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借此释放出来，因而针对汉族的反报复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山咀子惨案中丧失亲人的多凌阿等人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将李贵一家斩尽杀绝，还顺势将大德泉烧锅周边一带的汉人居民杀了许多，对外只称其跟从李贵附匪。
最初通过对邪教的一致抵抗而暂时缓和的蒙汉矛盾因此又再度尖锐起来。后来，官司打到叶志超面前。叶乃一介武夫，哪懂得调处宁和之道，故而不问情由地派人去逮捕多凌阿等，多某等人当然不服，当即反抗，双方竟至交手，忙乱中扯坏了喀剌沁王的战旗。战旗于蒙古人乃荣辱至关之要物，一旦被毁，喀喇沁人群情激愤，幸好旺王较为冷静，出面劝说，蒙军的情绪才暂时安定下来。旺王乃修书一封，派人送往北京理藩院，诉说其中原委。理藩院将旺王的书信转给李鸿章，李当即严厉致书叶志超，将叶严厉申饬一番，责令他向旺王赔礼，这才使得事态不至恶化。
蒙人死难者家属向汉人施展报复的行为与日俱增，汉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的为自家死者报仇，但往往会向官府挑起诉讼，而地方官也未接受之前的教训，继续胡乱判案，又逮捕了许多蒙人。蒙人自以为是苦主，因此愈发愤恨。于是，谣言再度传播起来，或说蒙人欲杀汉人复仇，或说汉人欲杀蒙人雪恨，只是大乱方息，双方无力进行大规模争斗，只能互相隔离，彼此戒备，直到民国年间，情势依然如此，不曾稍有缓解。
所以，后来在蒙古地区爆发的诸如乌泰王叛乱，巴布扎布叛乱以及外蒙古独立等事件，均有当地人以及因乱外流者的参与，可见当地人对内地人及内地政府之不信任态度的严重性。追本溯源，皆与此次金丹道叛乱埋下的血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丹道暴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东部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它直接导致了蒙古人整体北迁，局部改变了东蒙地区的人口结构，加快了整个兴安岭东南部草原农耕化的进程。
海森，外蒙独立的重要创始人，蒙古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外蒙第一位内阁总理，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岗岗营子村人（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岗岗营子村）。
他受博格多可汗之命攻打蒙古西部的科布多城时，把城内的所有汉人都给杀光了。据史料记载，他当时连妇孺都不肯放过，残忍至极，令其他蒙古将领和部下毛骨悚然。后来，博格多可汗得知此事，开始冷遇海森。他在当时的政府内部已经完全失宠。
那么，这个通晓五国语言的内蒙古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在李鸿章的外交事务中出谋划策的“秘书”，怎么会成为一个残暴的屠夫了呢？原因要追溯到年的金丹道暴乱。海森属于喀喇沁蒙古，是金丹道暴乱遭难的地方。当时匪军大量屠杀蒙古人，喀喇沁蒙古人有10多万被杀，剩下的喀喇沁人向北部逃往。当时，金丹道占领过的地区，蒙古人只有百分之十存活下来了。他们都是躲藏在汉人朋友或者亲戚家里幸免遇难的。也有许多藏匿蒙古人的汉人被杀。
海森，这个年轻时曾经崇拜汉文化，甚至立志要娶汉族女子为妻（他的妻子确实是汉人）的人，后来变成了疯狂的仇汉极端分子。其实，他也协助清廷参与了镇压金丹道的战争，那时候他就因屠戮过激而遭到清廷问罪。这也是他离开清廷辗转前往蒙古的一个原因。
转自：青年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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